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、创造力、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文化发展繁荣的系列重要论述中，多次强调文化自信问题，把对它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、新的境界。他指出：“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，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。”这对我们加深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，以文化的力量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，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引。

以文化自信为根本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

   树高叶茂，联于根系，无论是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，都根源于文化自信，都是从中华5000多年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。没有5000多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，没有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品格的世代继承，没有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理念的长期滋养，没有文化信仰的力量，没有我们党领导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道路、理论、制度。

    道路自信不能离开文化自信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奋进、不屈不挠的民族，敢于和善于在重重困难和艰险中探索前进的道路，从未丧失民族自信心。在民族深受欺凌和宰割的时候，鲁迅在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一文中，入木三分地批判了那些“信洋、信神”的人，歌颂了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近代以来，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献智献力。洋务派的“以夷制夷”，太平天国的“天朝田亩制度”，改良派的百日维新，一个个失败了。但中国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，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，但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。在民族危难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，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，克服艰难曲折，满怀信心地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；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建设、改革的实践相结合，历经艰辛探索，矢志不移地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。“走自己的路”，开创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充满着文化的自信，渗透着中华民族的追求，饱含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和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晶。

理论自信不能离开文化自信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中华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的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，形成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。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，吸纳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，作为其思想精髓的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，作为其立论依据的社会主义“初级阶段”，作为其总体部局的“五位一体”和战略布局的“四个全面”，作为其奋斗目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，都体现着中华文化经典的新集成、新语境，都是蕴含中华文化自信的印证，彰显了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、中国精神。因而更能为各级干部、广大党员和群众所认知、所掌握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根本行动指南。

制度自信不能离开文化自信。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，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。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、基本政治制度、基本经济制度、法律体系以及各项具体制度，都同我们的文化密切相关。我国社会主义制度，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、维系中建立和发展的。我们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各项制度和体制的完善和逐步定型，一直伴随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、强固及其优越性的发挥，需要坚持以人为本，以文化人；民主政治、民主协商、民族自治等诸多方面制度建设的推进，也需要文化的动力、文化的养分。我们讲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于国情，从文化方面来说，就在于它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，符合人民的精神诉求、符合民族的心理认同，符合社会的主流意识。文化自信，是制度自信的根本所在，是激发和加深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力量。我们的制度所以“服水土”，重要的是“服文化水土”，能够深入人心，在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不断显示“根本保证”的作用。

（资料来源：《光明日报》2016年10月26日13版；作者：蒋金锵，）